《易传》与《史记》的重时观念
《易传》认为六爻吉凶因时而变，只要掌握有利机会才干趋吉避凶，由此提出因时而行的重时思维。《乾文言》说：“整天乾乾，与时偕行。……正人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。……亢龙有悔，与时偕极。”在《易传》作者看来，九三的自强与戒惧、九四的及时发奋，都是抓住了爻位的机会。而上九爻处于高危之位，却不能与时变通急流勇退，这必然会导致它由盛转衰，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。其他卦的彖辞也重复阐明晰重时思维。《大有》彖曰：“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元亨。”《豫》卦彖曰：“圣人以顺动，则惩罚清而民服，《豫》之时义大矣哉!”《豫》卦坤下震上，坤顺而震动，所以《豫》卦具有随自但是动的意思。“圣人”从中得到启示，随自但是动，因此可以做到“惩罚清而民服”，故而彖辞作者说《豫》卦顺时而动的意义非常重大。《随》卦彖曰：“大亨贞无咎，而全国随之，《随》之时义大矣哉!”《周易正义》解说说：“特云‘随时’者，谓随其时节之义，谓此时宜行‘元亨利贞’，故云‘随时’也。”其他如《大过》、《坎》、《遁》、《损》、《益》、《蹇》、《妮》、《艮》等卦都论述了因时而行的思维。《易传》还用“时”的观念来讲汤武革命，《革》卦彖曰：“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，《革》之时大矣哉!”汤武的正确之处就在于掌握了一个好的机会--个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的前史时间。
将六爻因时而行的思维运用到人事之上，《易传》倡议在不利的情况下要藏器待时，而在机会成熟之际则要决断行动。《系辞》说：“正人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何不利之有?”这是劝诫人们“藏”与“动”的才智，什么时候“藏”，什么时候“动”，这都要看“时”的条件。在机会到来的时候，就要抓住有利机会，及时发奋创业，在最大的程度上完成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将生平所培养的品德与才干运用到事业之中。
司马迁是熟读《周易》的人，《易传》的重“时”思维使他加深了对“时”的意义和价值的知道。他在为前史人物作传时非常重视“时”的概念，《史记•太史公自序》以“不令己失时”作为取士标准。《史记•平津侯主父列传》载太史公曰：“公孙弘行义虽修，然亦遇时。汉兴八彳-余年矣，上方乡文学，招俊乂，以广儒墨，弘为举首。”公孙弘本是-位海边牧豕的老儒，年近花甲而无所遇，是汉武帝大兴儒学才使公孙弘枯木逢春，以布衣而封侯拜相，为皇帝三公，可见是“时”的要素才使公孙弘脱颖而出。这个“时”，便是前史给士林所供给的特别前史机会。《史记》的其他华章也屡次着重“时”的重要性。《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说：“智者不背时而弃利。”《李斯列传》说：“时乎时乎，间不及谋。赢粮跃马，唯恐后时。”又说：“得时无怠。”又说•.“圣人迁徙无常，就变而从时。”《淮阴侯列传》说：“时至不可，反受其殃。”又说：“功者难成而易败，时者难得而易失。时乎时，不再来。”全国大乱人心思治，易姓授命改朝换代，国家兴盛大有作为，这些都是士林阶层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。《史记》的七十列传的传主多会集在战国秦汉之际，这里边固然有史料的要素，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前史时期正是士林阶层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期。《史记》有时虽然不必“时”这一概念，但语意所指仍是“时”的意思。如《史记•萧相国世家》：“萧相国何于秦时为词讼吏，录录未有奇节。及汉兴，依日月之末光，何谨守管籥，因民之疾秦法，顺流与之更始。淮阴、黥布皆以诛灭，而何之勋烂焉。”《绛侯周勃世家》说：“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，鄙朴人也，才干不过凡庸。及从髙祖定全国，在将相位，诸吕欲作乱，勃匡国家难，复之乎正，虽伊尹、周公，何故加哉!”《樊郵滕灌列传》说：“吾适丰沛，问其遗老，观故萧、曹、樊哙、滕公之家，及其素，异哉所闻！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，岂自知附骥之尾，垂名汉庭，德流子孙哉!”秦末大起义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前史时间，是平民百姓崭露头角的最好机会，萧、曹、樊、绛等人正是抓住了特别的前史机会，才建立了不朽的功业。《史记》有时所讲的“势”，其内在主要也是“时”的意思。如《范雎蔡泽列传》说：“范雎、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，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，非计策之拙，所为说力少也。及二人羁旅入秦，继踵取卿相，垂功于全国者，固强弱之势异也。然士亦有偶合，贤者多如此二子，不得尽意，岂可胜道哉!”范雎、蔡泽终身的荣辱沉浮，并非因为他们前愚后智，而是出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局之中。淮阴侯韩信未发迹时连一口饭也难吃上，而青云直上今后连百万之军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南面称孤。这便是“时”对前史人物的决定作用。读了《史记》这些人物传记，咱们对《周易》“时”的思维会有更深的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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