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传》与《史记》之名小旨大

《易传》在解释卦爻辞时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维，这一思维堪称我国最早的典型理论。《系辞》说：“其称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。其旨远，其辞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隐。”《周易正义》解释说：“‘其称名也小’者，言《易》辞所称物名多细微……‘其取类也大’者，言虽是小物，而比方大事，是所取义类而广大也。‘其旨远’者，近道此事，远明彼事，是其旨意深远。……‘其辞文’者，不直言所论之事，乃以义理明之，是其辞文饰也。……‘其言曲而中’者，变化无恒，不可为编制，其言随物委曲，而各中其理也。其《易》之所载之事，其辞猖狂暴露，而所论义理深而幽隐也。”

《史记•屈原贾生列传》在点评屈原代表作《离骚》时点化了《系辞》之语：“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，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迩而见义远。”这是说《离骚》言辞精约深微，主人公志行芳洁高廉，诗中所写的虽是人们身边的一些芳草美人之类的小事，但其中所寄寓的却是联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意义深远的重大主题。文约辞微，文小指大，言近旨远，这实际上便是典型化理论。典型的特色便是以一当十，以少总多，小中见大，以单个反映一般，以特别揭示f遍。《易传》是从占筮卦象中提炼出典型化理论，而司马迁则有认识地创造性地将《易备》典型理论运用到《离骚》谈论之上。

司马迁不只用典型理论点评《离骚》，并且把典型化方法运用到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之上。他最擅长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历史人物神髓的几个典型事情，以逼真之笔写之，往往收到小中见大、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。例如，《管晏列传》的传主管仲和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出色的政治家和思维家，管仲辅佐齐桓公成果簕主大业；确立了春秋霸主政治格局，影响春秋政治达两百多年。晏婴在历史上则以力谏和节俭闻名于世。对这两位大政治家，司马迁没有从正面记叙他们的功业，而是拾取管鲍之交、脱越石父于困厄以及仆御往来的几件轶事，轻描淡写，而鲍叔的慧眼知人虚怀若谷，管仲的不规小节而成荣名，晏子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，乃至于越石父的极高档次、仆御之妻的深明大义，都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。这篇传记的特色不在于记载历史人物的功绩，而在于举重若轻淡笔点染，烘托出传主的精神境界。就像是一个高超的画家，初不经意，淡淡几笔，就勾画出事物的特征与神髓，充满了无比的艺术情味。《管晏列传》简直可以作为一首意味隽永的散文诗来读。又如《魏令郎列传》中的魏令郎养士三千人，可以说他与每一位士林的往来都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，但是司马迁却只选取侯生、朱亥、毛公、薛公四位来写。其所以如此，一方面是因为这四位士林人物都隐匿在社会基层且又啸傲王侯，在魏令郎所礼遇的士林中最具代表性，写了魏令郎与这四位基层士林的往来，那么与其他士林的联系也自在不言之中；另一方面这四位士林人物都与魏令郎生平两大功业——窃符救赵和存魏却秦息息相关。因此司马迁重点选择这四位基层士林小人物来写，不只扣紧了魏令郎与士林联系这一主线，并且也突出了魏令郎的历史功绩。看似初不经意娓娓道来，实际上却无处不体现出一位大作家的深入艺术匠心。其他如《项羽本纪》载项羽终身经历七十余战，但司马迁仅仅集中笔力写了巨鹿之战、彭城之役和垓下之围。这三大战役的特色是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，写好了这几回战役，项羽勇冠三军、喑恶叱咤的英雄风姿也就跃然纸上了。《史记》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司马迁是最能体会《易传》“其称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”精神实质的人，把这一典型化方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《史记》巨大的艺术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典型化方法的运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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