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传》与《史记》的审微思想

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学术界有一股审微思潮，思维家们以为，像臣弑其君、子弑其父这一类的严重政治事情，不会是偶然突发的，而是有一个突变的由微到著的进程。由此他们主张防微杜渐，将篡弑的预兆扼杀在萌芽状况之中。《易传》经过阐释卦象和卦爻辞，参加了这场学术讨论。《坤白话》说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渐矣，由辩之不早辩也。”《坤》卦初六为阴爻，有如阴寒之气初起，积久乃成坚冰，因而《易传》借阐释爻象来阐明慎始防变之理。《系辞》在解说《噬嗑》卦上九爻辞时说：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，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，故恶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”《噬嗑》是断狱之卦，上九爻处断狱之终，是罪大恶极无可救药之象。而之所以发展到为恶之极的地步，乃是由于逐渐由细恶堆集而成。所以《易传》特别强调要从细微处杜绝大恶，《系辞》说：“知几其神乎！……几者，动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正人见几而作。……正人知微知彰。”《系辞》又说：“夫《易》，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。”“几”是细微的征兆，它“离无人有，在有无之际”，处于刚刚萌芽的状况。《易传》要求“正人”在事物尚处于“几”的状况时就要有所觉察，做到见微而知著。《讼》卦象曰：“天与水违行，讼。正人以作事谋始。”《讼》卦坎下乾上，坎为水，乾为天，水性趋下而乾刚向上，天水相背而行，故有争讼之象。怎样才能消除争讼呢？那就只要将争讼消除在开始阶段。《易传》还提出居安思危的思维，《系辞》说：“危者，安其位者也。亡者，保其存者也。乱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正人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今天的危机来源于早年的安乐，今天的亡国是由于昔日长有全国的美梦，今天的祸乱是出于曾经自以为国家已经管理得很好的错误认识。只要居安思危提前预防，才能真实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。《既济》卦象曰：“正人以思患而豫之。”《既济》卦本是成功的卦象，但《易传》作者却提示人们居安思危，从中可见《易传》的防患认识是多么激烈。

《易传》和战国秦汉之际其他经传诸子关于审微的论述，为司马迁审视中国前史供给了一条有益的思路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是要为统治者供给前史借鉴，而防微杜渐、居安思危就是他从中国前史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经验之一。司马迁说他审视前史的方法是“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，而在从始至终这一段时刻之内，他又特别重视事情的开始，勾勒出事情的由小至大的演化进程。《史记•太史公自序》：“故《易》曰：‘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’故曰：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。”这是征引《易传》之语，以此向统治者敲响警钟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说：“纣为象箸而箕子唏。周道缺，诗人本之衽席，《关雎》作；仁义陵迟，《鹿鸣》刺焉。”身为皇帝的殷纣王运用一双象牙筷子，这在其他人看来好像算不了什么大事，但箕子一见就唏嘘不已，由于他已经从象箸上看到了殷纣王荒淫奢侈的预兆。据《鲁诗》的解说，《关雎》是挖苦周康王好色晏朝，周康王正处于西周成康盛世，为什么会有刺诗呈现？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审微思维的生动表现，在西周盛世之中已经埋下了衰落的种子。在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表、书这五种体例中，司马迁都贯彻了慎始防微见盛观衰的思维精力，他以详细的前史事实阐明，大到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，小到一个前史人物命运的沉浮起伏，都会有一个酝酿、堆集的突变进程。这种深观审微思维方式的运用，极大地突出了前史演化的因果联系，给《史记》带来了科学性和深邃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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